我們與「惡」的距離

我們與「惡」距離到底有多遠呢？所探究的是當我們在面對議題時所能理解的面相有多少，很多時候我們其實並沒有那麼足夠的去認識、蒐集、分析，但就很快地下了結論或是給予批判。就這個角度來說，我們可能不是站在所謂正義或是公理的那一方，而是從我們所站的位置去壓制另一邊的聲音，而這就是「惡」了。但這些「惡」都出現在不經意的地方，或是在我們根本沒有察覺的過程裡面。像是我們說話的模式，在日積月累之下已經都有一套SOP的行為跟說話方式，可是我們很少會去注意到自己在說話時所展現出來的是什麼。曾經看過一篇有趣的文章，在探討說話讓人覺得很白目的通常不是顯出「直接」， 而是顯出自身缺乏素養的狀態，可是我們通常都會說自己就是說很直接。

以前很愛打籃球，現在已經打不動了。記得出來牧會之後很難得有機會可以跟同學一起去打籃球，好不容易有時間可以聚在一起，卻打得不是那麼愉快。記得我們的對手是一組中年人，還滿厲害的，而且投籃也很準。在鬥牛的過程中，對方有一位中年人因為走步，被抓了違例，因此換邊發球，但正當要重新發球時，他的另一位隊友卻說：「不要抓這種小動作啦！他常常這樣。」 聽了實在很生氣，就回了他，「所以我們也可多走幾步嗎？」 籃球有球場上的規則，違例就是違例，不會因為這是習慣性的動作或是不在意，就變成不是違例，就變成合法的。我們與「惡」的距離真的很短，短到我們連最基本的差異都分不出來了。

當傳道之後，有一件事一直想不通，就是長老會的開會可以領車馬費這件事，想想這可能是其來自有的「內歸」。 記得第一次去參加會議要簽收車馬費的時候就一頭霧水，這不是我們本來就應該要做的事情嗎？怎麼來了還有車馬費可以領呢？總覺得身為牧者、傳道師參與中會或是總會事務是義務，那給予車馬費的意義是什麼呢？然後就在想如果真的對比較遠地區的牧者來說很需要，也許可以用申請的方式，而且大多數的教會其實每個月都有補助牧者一些交通費。試想，住在台北市的我，去到馬偕醫院開會，騎車應該也不用15元的油費，坐捷運最多也是55元，可是開一次會卻可領300元不等，每一次將近百位的牧者，台北、宜蘭、基隆的車馬費不等，這樣算起來也是一筆數目。

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某些習以為常的舉動，可能是說話方式、可能是做事方法、也有可能是某一些的不好的壞習慣，但這不能拿來作為不願意改變的藉口，也不代表所有的人都必須接受或是接納這樣的「慣性」， 也不代表著本人就可以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可以這樣繼續下去。尤其是在一個群體裡面，當所有人也都已經「習以為常」地認為某些人或某些事是很正常的，那就要很小心了，因為這個群體已經失去了反省的能力，就像一開始我說的例子，那位走步的大哥，從不改正自己的打球習慣，而他的隊友，也認為這樣沒什麼，不需要大驚小怪，甚至要求一同打球的人，也要接受這違例的遊戲規則。

有的時候不是我們做的事情是惡的，而是這「習以為常」的狀態，因為這制約了我們的行為，約束了我們改變的契機，讓我們只是留在原地，沒有任何積極思考的判准能力。常常被寵、被服務周到的孩子，就會以為很多事情都是理所當然的，就像我自己以前都只吃剝好的蝦子，這只是一件小事，可是就表示自己太習慣了從小被呵護、被照顧。以前的新聞都會批評一些年輕人是「草莓族」，後來仔細想想，這些孩子不是生來就是草莓，而是被養成、被照顧成「草莓」， 我們太習慣在溫室裡的環境，太習慣所有生活的重心是在自己身上。

消極面的來看這是與「惡」的距離，換個角度來看，我們可以積極的來想的是我們與「善」的距離有多近。按照奧古斯丁的說法，惡其實是缺乏善的狀態，我們與惡很近就表示我們很缺乏善，如果我們都可以去思考「善」， 用這樣的角度來看事情，可能我們就不會每次都很快地就要批評一件事情，或是很快地就下結論甚至是提出反對。從這樣的角度回來看社會事件中的難題，這樣我們就會多關注一點特殊境遇家庭的成長史，我們就會更多關心在喪子或是哀痛中的安慰與情緒。從「善」的角度來看，即使我去開會有車馬費可以領，也可以因著不需要那麼多就不用特別領。或是最近的紓困政策，新聞說有人開名車去申請，人們就有很深的刻板印象，認為這人一定不需要，但開名車是不是就意味著在這個疫情當中沒有遭受很大的損失嗎？

「善」，只有上帝是全然的良善，而我們都處在缺乏的狀態。唯有承認自己在這方面的不足與有限，才會看見我們離「善」的距離有多少。